2025年11月，一则迟来的讣告在AI与哲学界引发震动——以“中文屋”思想实验闻名全球的哲学家约翰·罗杰斯·塞尔（John Rogers Searle），已于9月16日逝世，享年93岁。这位一生充满争议与锋芒的学者，不仅用“中文屋”叩响了人工智能哲学的大门，更因半个世纪前一场电视辩论“戏耍”深度学习之父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成为学术圈流传至今的经典轶事主角。如今，他的离去，让“机器是否能真正理解”这一横跨半个世纪的命题，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心。
一场辩论记半世纪：他让Hinton“如坐针毡”
提及塞尔与Hinton的交集，绕不开上世纪70年代那档改变两人学术记忆的电视节目。当时尚属年轻学者的Hinton，因并行分布式处理（PDP）理论在连接主义领域崭露头角，主张“心智是神经元网络的激活模式”；而塞尔早已以犀利的哲学批判闻名，坚持“人工智能只是符号操作，无法产生真正理解”。录制前，Hinton特意与塞尔约定“不讨论中文屋”，还向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请教，却被劝“最好别去”——后来的发展证明，这番提醒并非多虑。
节目开场，塞尔便打破约定，举起麦克风直言：“今天我们要和连接主义者Geoffrey Hinton对话，他当然不会对中文屋实验有任何问题。”一句话让Hinton当场懵住。随后，塞尔抛出更尖锐的哲学拷问：“如果把你大脑里的每个神经元都换成芯片，慢慢地，Hinton就会消失。”面对这番直击核心的质疑，Hinton无从辩驳，只能默默望向窗外，连制片人都忍不住提醒他“要强势一点”。这场两小时的录制最终被剪成一小时成片，却成为Hinton心中“极其痛苦的经历”——直到2022年，他仍能清晰回忆起ITV演播室的绿幕墙、现场的现金红包，以及那种“如坐针毡、如芒刺背”的窘迫。
这场交锋的本质，是学术立场的根本对立：Hinton代表的连接主义，认为智能源于分布式网络的运算；而塞尔则将所有AI归为“符号操作系统”，拒绝区分符号主义与连接主义的差异。正如Hinton后来所言：“我被迫在他的语义框架里作答，那本就是一场不对称的辩论。”
中文屋：半个世纪的AI哲学之问
1980年，塞尔在《行为与脑科学》发表论文，提出那个后来与“图灵测试”齐名的“中文屋”思想实验，彻底点燃人工智能哲学的论战。实验设想简单却极具冲击力：一个不懂中文的英语使用者被关在封闭房间里，仅依靠一本英语规则书，就能根据输入的中文字符，输出符合语法的中文回复——房间外的人会误以为屋内的人懂中文，但屋内人始终未理解任何语义。
塞尔借此论证：“程序只能模拟智能的语法层面，无法触及语义层面。就像中文屋里的人，能操作符号却不懂含义，机器也永远无法‘理解’，只能‘模拟理解’。”这一观点直接挑战了当时兴起的强人工智能主张，也让图灵测试的有效性遭遇质疑——在塞尔看来，即便机器通过图灵测试，也只是行为上的模仿，与人类的“理解”存在本质区别。
半个世纪过去，当GPT、Gemini等大语言模型能写出流畅文案、解答复杂问题时，“中文屋”的诘问仍未过时。支持者认为，大模型不过是“更复杂的规则书”，通过统计模式生成文本，并未真正理解语义；反对者如Hinton则反驳：“模型为单词分配特征、分析互动，这与人类大脑处理语言的方式相似，亿万特征的互动本身就是一种理解。”这场辩论，至今仍在学术圈与产业界激烈上演。
离经叛道的一生：从牛津到伯克利，争议与锋芒并存
塞尔的锋芒，从求学时代便已显露。19岁获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时，他师从语言哲学大师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却因“牛仔式的直率”与导师“迂腐内敛的英伦贵族气质”格格不入。传闻他看到某哲学导论课宣传册印着笛卡尔、休谟与自己的照片时，曾淡淡反问：“那另外两个是谁？”这般狂傲，与剑桥时期的维特根斯坦“亚里士多德是谁”的提问如出一辙。
1959年，塞尔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教便是60年。他以“每天用头撞哲学砖墙”的执着，不断与主流理论对抗：与丹尼特争论“意识是否可被算法化”，与后现代主义者辩驳“客观真理是否存在”，甚至直言“当哲学家就像谋杀，要撞破思维的墙”。在意识问题上，他坚持“心智是大脑功能的产物”，否定模糊的“精神”概念，主张“让脑科学家去研究它如何运作”；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客观真理”的质疑，他则以沙发为喻：“从一个角度看沙发，不代表看不到沙发本身。”
然而，塞尔的晚年却因争议蒙上阴影。2017年，他因多起性骚扰指控被伯克利撤销荣誉教授头衔，以他命名的“塞尔中心”也随之关闭。这一事件让他从“理性象征”沦为舆论焦点，连逝世后的讣告都姗姗来迟——主流媒体在一个月后才陆续报道，哲学家爱德华·菲瑟（Edward Feser）不禁感叹：“他的声望不输克里普克、普特南，却未获同等的讣告待遇，既荒谬又不公。”
为何是中文？一场“随手”选择的隐喻
“中文屋”实验中，塞尔为何偏偏选择中文？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实则暗藏文化与语言逻辑的深意。塞尔后来在访谈中轻描淡写地解释：“选一种我完全不会的语言，比如中文，假定有人编写了‘理解中文’的程序。”但网友与学者们却读出了更多层含义。
一方面，这与西方语境中的文化刻板印象有关。英语中有“It’s all Chinese to me”的俗语，意为“完全听不懂”，类似中文里“一窍不通”的表达，中文在西方认知中常与“复杂、难以理解”挂钩，成为“不可理解”的隐喻载体。另一方面，中文的文字系统与拉丁字母语言截然不同——英语使用者即便不懂法语、德语，仍能通过词形猜测部分含义，而中文的象形与表意体系，彻底切断了这种“语义联想”，让“不懂却能操作”的实验设定更具说服力。
正是这种“彻底的不可理解性”，让“中文屋”成为哲学史上最具张力的思想实验之一。正如人工智能先驱约翰·麦卡锡批评的那样：“塞尔混淆了‘执行计算的人’与‘计算模拟的过程’——中文屋里的人不懂中文，但整个系统或许能理解，就像单个神经元不懂语言，大脑却能理解一样。”
他走了，问题还在：AI的“理解”之路仍在探索
塞尔的离去，并未让“机器是否能理解”的争论终结。如今，当大模型能创作诗歌、撰写代码，甚至参与科学研究时，人们仍在追问：它们是在“模拟理解”，还是已“生成理解”？心理语言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塞尔的贡献在于“让我们重新思考‘理解’的定义”，而非给出答案；而Hinton则在近年访谈中提出新视角：“大模型对语言的理解，是对人类认知的模拟，亿万特征的互动本身，就是理解的一种形式。”
或许，正如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所言：“What I cannot create, I do not understand.（我不能创造的东西，我就不理解）”塞尔用“中文屋”提出了问题，而答案的寻找，仍需在人工智能的实践中不断探索。这位一生与主流对抗的哲学家，最终留下的不是定论，而是一把钥匙——它提醒着每一个AI研究者与思考者：在追逐技术进步的同时，不要忘记叩问智能的本质，以及“理解”背后那些关于人类心智的终极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