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联手发起 “捐赠誓言” 倡议，呼吁全球亿万富豪公开承诺在生前或离世后捐出至少一半的财富用于慈善事业。彼时科技行业造富速度创下历史纪录，二人曾畅想这一行动将撬动数万亿美元的慈善资金，为社会问题解决注入动力。然而十六年过去，亿万富豪的财富版图持续扩张，这份慈善承诺却日渐遇冷，部分签署者心生悔意，甚至有人试图悄然退场，一场关于富豪慈善的理想与现实之争，正在悄然上演。
《纽约时报》最新披露的数字，直观展现了 “捐赠誓言” 的降温趋势：倡议推出前五年，有 113 个富豪家庭签署承诺；接下来五年签署数降至 72 个；再之后五年仅 43 个；而 2024 年全年，仅有 4 个新成员加入，参与热情跌至冰点。目前这份名单上仍有山姆・奥尔特曼、扎克伯格夫妇、埃隆・马斯克等全球科技界重磅人物，但在彼得・蒂尔看来，这个曾经象征着富豪慈善理想的组织，早已 “活力耗尽”。这位从未签署誓言的硅谷大佬直言，如今加入 “捐赠誓言” 对富豪们而言，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吸引力，其品牌价值甚至已趋近负面。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硅谷乃至全球富豪圈层价值观的深刻转变。早年间硅谷盛行的 “用科技改变世界” 的理想主义，早已在资本浪潮中被逐渐稀释。2016 年 HBO 剧集《硅谷》曾辛辣嘲讽科技行业挂在嘴边的 “让世界变得更好”，甚至直接影响了科技企业的公关话术 —— 多家大厂明令禁止员工再使用该表述。而在资深科技投资者罗杰・麦克纳米看来，硅谷正经历着价值观的代际更迭：乔布斯时代的嬉皮士理想主义，正被彼得・蒂尔代表的安・兰德式自由意志主义取代，后者将赚钱视为核心目标，对传统慈善的价值提出根本质疑。
在这一思潮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富豪开始重新定义 “回馈社会”。在科技界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眼中，创办企业、创造就业、推动技术创新，才是对社会最真实的贡献，而外界要求富豪叠加慈善捐赠的压力，充其量只是一种社会惯例，最坏则是披着道德外衣的 “巧取豪夺”。彼得・蒂尔成为这一观点的坚定践行者与推动者，他不仅公开抨击 “捐赠誓言” 是 “与爱泼斯坦沾边的虚假婴儿潮一代俱乐部”，还私下劝说十余名签署者撤回承诺，甚至为悄然退出的富豪送上祝贺。他曾力劝马斯克退出，称其财富若用于慈善，最终会落入盖茨选定的 “左翼非营利组织” 手中，而 Coinbase 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姆斯特朗 2024 年年中悄悄将自己的誓言信从官网撤下时，也收到了蒂尔的祝贺。
蒂尔还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状：仍留在 “捐赠誓言” 名单上的富豪，不少人感觉自己陷入了 “被勒索” 的境地 —— 这份无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因裹挟着公众舆论的压力，让他们即便心生悔意，也不敢正式宣布退场。只是这一说法，与部分富豪的公众表现难以契合：马斯克向来不在意自身公众形象，扎克伯格更是在常年的监管与舆论质疑中愈发坚定，他们的留任，或许并非单纯因舆论裹挟。
与富豪慈善的降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底层民众日益迫切的生存需求。众筹平台 GoFundMe 数据显示，2025 年用于房租、食品、住房、燃料等基本生活所需的筹款金额激增 17%，“工作”“家”“食物”“账单” 成为筹款关键词；而去年秋季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导致食品券发放中断时，相关筹款需求更是暴涨六倍。平台 CEO 直言，生活成本的持续攀升让普通人陷入困境，只能向亲友寻求帮助。尽管富豪慈善的退潮与民众困境之间的直接关联尚无定论，但这样的现实对照，让 “捐赠誓言” 的遇冷更显刺眼。
值得注意的是，“捐赠誓言” 的遇冷，并不意味着富豪慈善的彻底消亡，而是慈善模式的重新校准。不少富豪并未停止捐赠，只是选择跳出传统框架，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慈善。扎克伯格夫妇的陈 – 扎克伯格倡议（CZI）在 2026 年初裁员 70 人，砍掉了教育和社会正义相关业务，将核心聚焦于生物医学研究网络 Biohub，扎克伯格明确表示，生物研究将成为其未来慈善的核心方向；而盖茨则依旧坚守传统慈善路径，他去年宣布将在未来二十年通过盖茨基金会捐出剩余超 2000 亿美元财富，且基金会将在 2045 年 12 月 31 日永久关闭，他援引卡内基的名言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直言自己决心带着零财富离开世界。
这场慈善争议的背后，更是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严峻现实。美联储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 1% 家庭掌握的财富，已与底层 90% 家庭的财富总和相当，创下 1989 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范围内，亿万富豪的财富自 2020 年以来增长了 81%，总额高达 18.3 万亿美元，而全球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面临经常性的食物短缺。乐施会 2026 年全球不平等报告更是指出，2025 年全球亿万富豪新增的财富，足够为地球上每个人发放 250 美元，且发放后富豪们仍能多赚 5000 多亿美元。
历史总是有着相似的轨迹，如今的财富集中程度，堪比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初的 “镀金时代”。而当年财富失衡的修正，并非来自富豪的慈善捐赠，而是源于反垄断、联邦所得税、遗产税的出台，以及最终的新政改革，这些政策的落地，均源于无法被忽视的政治压力。只是如今，曾经推动变革的国会、媒体、监管机构等制度力量，早已今非昔比。
巴菲特从一开始就坦言，“捐赠誓言” 终究只是一份 “道德承诺”，没有法律的强制力，没有违约的后果，唯一的约束只有富豪的内心。这份承诺曾在理想主义的时代里拥有沉甸甸的分量，而如今它的遇冷，彼得・蒂尔将其解读为一种 “强制”，《纽约时报》对这一观点的大篇幅报道，恰恰折射出当下这个时代的价值底色：当财富的积累速度远超社会公平的推进速度，当慈善的理想遭遇资本的现实，富豪们的选择，终究成为了时代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