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位 2026年2月4日讯】美国国土安全部（DHS）正陷入“滥用权力监控公民”的舆论风暴。2月3日，据TechCrunch、《华盛顿邮报》等多方报道，该部门近数月频繁使用“行政传票”（administrative subpoenas），要求Meta、谷歌等科技公司交出特朗普政府批评者的用户数据，涉及匿名追踪移民执法动态的Instagram账号运营者、向官员发送批评邮件的普通公民等。更引发争议的是，这类传票无需法官审批，全由政府部门自行签发，被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斥为“系统性恐吓异议者”的工具，目前多起传票已因用户起诉或 ACLU 介入而被迫撤回。
一、行政传票：无需法官点头的“数据搜查令”，瞄准三类批评者
此次事件的核心争议点，在于国土安全部使用的“行政传票”与传统司法传票的本质区别——前者绕开司法监督，赋予政府部门直接向企业索要用户数据的权力，而这一权力正被用于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反对者。
1. 传票权力边界：能查什么？不能查什么？
根据美国法律，国土安全部依据《美国法典》第8编和第19编相关条款，拥有签发行政传票的权力，但权限存在明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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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索取信息：用户登录时间、登录设备、IP地址、注册邮箱、关联账号、信用卡/驾照/社保号等身份与使用痕迹数据，例如谷歌收到的传票中，要求提供一名退休公民“自9月1日以来的所有在线会话时间、物理地址、使用的所有服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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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索取信息：电子邮件内容、网页搜索记录、实时位置数据等涉及“内容隐私”的信息，这也是与司法传票的关键差异——后者在法官授权下可获取更全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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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主决定权：由于缺乏法院强制力，企业可自主决定是否配合。谷歌在此次事件中就明确表示“会抵制过度或不当的传票”，而Meta虽未公开回应是否配合，但多起传票因用户起诉已撤回。
2. 三类被针对的目标群体
从已曝光的案例来看，国土安全部的传票主要瞄准三类对特朗普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群体，且均与“监督政府行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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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执法监督者：最典型案例是匿名Instagram账号@montocowatch，该账号长期分享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ICE）在宾夕法尼亚州蒙哥马利县的突袭行动信息，为移民提供维权资源。国土安全部以“收到ICE探员被跟踪的举报”为由，向Meta签发传票索要账号运营者信息，最终因ACLU介入且无证据证明违法而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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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批评者：《华盛顿邮报》披露，一名67岁退休公民向国土安全部首席律师约瑟夫·德恩巴赫（Joseph Dernbach）发送邮件，批评其推动驱逐一名面临塔利班死亡威胁的阿富汗难民，呼吁“秉持常识与良知”。仅5小时后，谷歌就通知该公民，其账号被国土安全部传票调查，两周后联邦探员更上门质询，即便承认邮件“未违法”仍持续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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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活动参与者：至少4起类似案例显示，国土安全部针对运营“记录政府抗议活动”Instagram账号的用户签发传票，试图揭露其真实身份，这些账号多发布反特朗普政策集会、移民权益抗议等内容，传票最终均因用户法律反击而撤回。
二、典型案例：从“发邮件”到“探员上门”，普通公民的隐私惊魂
《华盛顿邮报》详细记录了67岁退休公民乔恩（化名）的遭遇，成为国土安全部“过度监控”的缩影，也暴露了行政传票流程中的诸多漏洞：
1. 5小时的“闪电式调查”
乔恩作为美国公民已近30年，长期关注移民权益问题。2026年1月，他看到一篇关于国土安全部试图驱逐阿富汗难民的报道后，通过佛罗里达律师协会官网找到德恩巴赫的邮箱，发送了一封措辞礼貌的批评邮件，其中提到“不要拿他人生命玩俄罗斯轮盘赌”。
仅5小时后，乔恩收到谷歌邮件通知：“你的账号已被国土安全部传票调查”，但谷歌未提供传票副本，仅告知“需向国土安全部索取”。此后数小时，乔恩试图联系国土安全部获取传票信息，却陷入“语音信箱、无效号码、工作人员推诿”的循环，完全无法知晓自己被调查的具体原因。
2. 传票内容的“全面入侵性”
直到《华盛顿邮报》记者介入，谷歌才向乔恩提供传票副本。此时他才发现，国土安全部的要求远超“邮件相关信息”，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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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5年9月1日以来的所有在线会话时间、时长、IP地址及对应物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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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谷歌账号时使用的所有服务（如Gmail、Google Driv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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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所有用户名、邮箱地址，甚至包括信用卡号、驾照号、社保号等敏感身份信息。
“他们想把我的数字生活翻个底朝天，就因为我批评了一项政策。”乔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调查让他“感到恐惧，仿佛生活在监控之下”。
3. 探员上门的“震慑式质询”
传票发出两周后，两名国土安全部探员突然造访乔恩位于费城的住所，围绕批评邮件展开质询。即便探员多次承认“邮件未违反任何法律”，仍反复追问“为何使用‘俄罗斯轮盘赌’这样的表述”“是否了解塔利班的真实情况”，暗示邮件可能“让律师感到威胁”。
ACLU律师丽贝卡·沙普（Rebecca Sharpe）指出，这种“无违法证据却持续施压”的行为，本质是“通过政府权力制造寒蝉效应，让公民不敢再批评政策”。
三、多方博弈：ACLU反击、企业抵制与政府沉默
事件曝光后，美国社会各界围绕“政府权力边界”“公民言论自由”展开激烈争论，形成“公民组织反击-科技企业抵制-政府回避回应”的三方博弈格局。
1. ACLU：这是“系统性恐吓策略”
ACLU作为多起案例的代理方，明确将国土安全部的行为定性为“违反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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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反驳：ACLU强调，“匿名记录政府行为、批评政策”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合法权利，国土安全部在无违法证据的情况下索要用户信息，属于“对言论自由的 chilling effect（寒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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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广泛问题：ACLU律师诺亚·弗里德曼（Noah Friedman）表示，已发现至少10起类似未公开案例，“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国土安全部试图压制不同声音的 broader strategy（整体策略）”，并呼吁国会调查行政传票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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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政策改革：ACLU正推动立法限制国土安全部的行政传票权力，要求“涉及政治言论的调查必须经过司法审查”，避免政府部门“自审自批”。
2. 科技企业：在合规与责任间平衡
面对政府施压，谷歌、Meta等企业的回应虽谨慎，但均透露出“抵制过度要求”的态度，这与近年来科技公司加强用户隐私保护的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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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的明确抵制：谷歌发言人卡特琳·贾巴里（Katelin Jabbari）直接表示，在退休公民乔恩的案例中，“已像以往一样抵制了不当传票”，并强调“会评估每一份政府请求，确保符合法律与用户隐私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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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的沉默与行动：Meta虽未公开回应@montocowatch账号案例，但从传票最终撤回的结果来看，其未配合提供数据。此前Meta在透明度报告中曾提到，2025年收到的政府数据请求中，约12%因“缺乏合法性”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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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的“零数据优势”：与谷歌、Meta不同，端到端加密通讯应用Signal因“不存储用户数据”，从根本上无法配合此类传票。Signal长期主张“最小数据收集原则”，此次事件更被业内视为“隐私保护标杆”，下载量在事件曝光后24小时内增长15%。
3. 国土安全部：回避核心问题，仅强调“合法权力”
面对媒体追问，国土安全部始终回避“为何针对特朗普批评者”“为何撤回传票”等核心问题，仅以“拥有法定权力”为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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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回应模板：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特里西亚·麦克劳克林（Tricia McLaughlin）表示，“国土安全调查局（HSI，隶属ICE）依据《美国法典》第8编和第19编，拥有广泛的行政传票权力”，未解释具体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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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证据说明：当被问及“针对@montocowatch账号的‘跟踪举报’是否有证据”时，麦克劳克林未作答；对于退休公民乔恩的案例，也未解释“为何5小时内启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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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动机质疑：多次被追问“是否存在‘针对政治批评者’的政策”，均以“不评论具体案例”为由拒绝回应，这种态度进一步引发公众对“权力滥用”的担忧。
四、深层影响：言论自由危机与科技信任裂痕
此次事件不仅是单一的“隐私争议”，更对美国社会的言论自由传统、科技企业的全球信任度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可能加剧国际社会对“美国科技霸权”的质疑。
1. 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初显
ACLU的调查显示，事件曝光后，至少20个“监督政府行为”的匿名社交媒体账号暂停更新，部分运营者表示“担心被政府盯上，不敢再发布敏感信息”。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艾米丽·贝曼（Emily Berman）指出，“当公民发现批评政府会招致联邦调查，即便最终未被定罪，也会自我审查，这正是第一修正案试图防止的情况”。
2. 科技企业的“信任两难”
对谷歌、Meta等美国科技巨头而言，此次事件让其陷入“配合政府”与“保护用户”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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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压力：若配合传票，将失去用户信任，尤其在隐私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若抵制，则可能面临政府后续的监管报复（如反垄断调查、数据本地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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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影响：欧洲、亚洲等地区本就对“美国科技公司数据安全”存疑，此次事件可能加速“去美国化”趋势——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已要求企业“拒绝可能违反欧盟法律的外国政府数据请求”，未来类似冲突或进一步升级。
3. 行政权力监督的制度争议
事件也引发对“行政传票合法性”的重新讨论。美国司法部前官员、现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罗纳德·魏斯曼（Ronald Weich）表示，“行政传票的初衷是高效处理移民、海关等常规执法，而非针对政治批评者”，目前缺乏明确的“使用边界”规定，导致权力被滥用。国会民主党议员已呼吁召开听证会，审查国土安全部近一年的行政传票使用记录，推动立法规范。
截至发稿，国土安全部未就“是否存在更多未曝光案例”回应，ACLU则表示“将持续跟踪类似事件，保护公民的言论与隐私权利”。这场“政府监控vs公民自由”的博弈，已超越单一部门行为，成为美国社会对“权力制衡”与“民主底线”的一次重要考验。正如乔恩在采访中所说：“我不是恐怖分子，只是一个敢说话的公民。如果连批评政府都要被调查，那我们的自由在哪里？”
